配资查询导航网令江青心惊胆颤的秘信！揭秘《江青文选》流产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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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拆开信封，脸色大变

1959年3月24日，上海。中午，一辆黑色轿车驶抵位于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俱乐部”，从车里下来的是刚从北京飞来的江青。江青这次是以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身份先行赴沪，为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做准备工作的。

3月26日中午，江青正在饭店房间里拉二胡，饭店办公室主任郝德光给她送来了一封信。郝德光离开后，江青拆开信封一看，脸色顿时变了！随后就昏了过去……

当晚，康生去看江青时，江青把那封信拿给他看了。康生当即拍案而起，大叫：“不得了！这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啊！叫罗瑞卿来，公安部应当火速侦查，叫他立即布置下去！”

3月30日，公安部侦查专家带着两名助手飞抵上海。是日，以上海市公安局18名资深侦查员为成员的专案组成立了。专案组随即开始工作。由于江青只步交出匿名信的信封，就只好从信封上查起。那是一个2号信封，上面只有5个字：“江青同志收”。

专案组向邮递员蒋晓英调查。据蒋晓英提供的线索，查到了嫌疑人钟秀山。经蒋晓英秘密辨认后，开始讯问钟秀山，但笔迹鉴定的结果排除了钟秀山作案的可能。线索断了。

1959年4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主席从北京飞赴上海，江青前往机场迎接。江青刚刚离开饭店，当天的第二次邮件送来了，信件中有一封写着“饭店负责同志收”。饭店方面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上海市委警卫处派驻在饭店的人。警卫处的人见信封的落款印的是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便给北京该厂打了一个电话，那里说他们没有向上海发过这样的信件，而且也不知道上海有那么一家内部饭店。于是，立即与专案组联系。专案组闻讯，当即派人把信取过来，拆开一看，里面果然是一个和上次那封匿名信一模一样的信封，上面的字也是相同的：“江青同志收”。

江青

专案组展开调查

专案组立刻对第二封匿名信的笔迹进行了鉴定，证实与第一封信件一样。由于第二封匿名信的信封是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因此当即决定派10名侦查员飞赴北京侦查。几经侦查，疑点集中到了曾微川身上，但被罗瑞卿否定了，让立即停止对曾的侦查。原来曾微川是中共秘密党员，早在1931年就已入党，长期从事秘密工作。

侦查工作继续进行。在举行案情分析会时，终于有人提出了要了解匿名信的内容，以获取线索。4月5日上午9时，江青给罗瑞卿打电话，回绝了这一要求。罗瑞卿考虑再三，不得不去找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出面，江青终于交出了两封匿名信。

两封匿名信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内容是说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时的一些男女生活问题。信中列出了江青当时所交往的一个个男子的姓名、职业以及地址，甚至还描述了江青对那几个男子所做的种种媚态，最后根据上述内容对江青进行了措词尖刻的叱骂。痕迹专家的结论是：匿名信是用一台“宝石牌”打字机打出来的，该打字机已经10年以上，打字者的打字水平不高，肯定不是专业打字员。鉴定疑点最后集中到了一个名叫汤沛菁的人身上。

4月12日上午，3名侦查员前往汤沛菁所在的海燕厂进行秘密调查，了解到汤沛菁30年代时曾和江青在“电通影业公司”一起待过，两人熟识。汤沛菁的档案中记载其有一个已经自杀的表姐，其夫就是匿名信中当初与江青有染的男子之一，汤的表姐就是因为这而自杀的。专案组决定立即对其秘密监视，收集证据，准备拘捕。哪知，方案刚获批准，突然传来一个消息：汤沛菁精神病突然复发，砸坏了包括那台“宝石牌打字机”在内的办公用具，现已经送往精神病医院。专案组正准备与其进行当面接触时，汤沛菁在企图逃出医院时突遭车祸而死！对打字机进行技术鉴定的结论是海燕厂的这台汤沛菁使用过的打字机不是制作匿名信的那台。

为羞江青，写下匿名信

4月16日午夜时分，专案组无意间发现匿名信信纸的装订胶是草绿色的。据此调查，发现只有海军司令部设在东海舰队的一个情报部门“1287办公室”用这种信纸。

专案组对“1287办公室”全部成员的档案进行检阅后，将目光停留在海军中尉金柏麟身上。

金柏麟，28岁，苏州人，已婚，出生于革命烈士家庭，其父母均是中共地下党员，父亲是江苏省委委员；他6岁时，父母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牺牲。金柏麟由其阿姨史文慧收养，长期居住于苏州。解放后，党组织找到了金柏麟，将他和阿姨安排到上海居住。1953年，金柏麟参了军，在海军东海舰队服役。金是“1287办公室”第13小组副组长。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宝石牌”打字机。专案组先对打字机进行了鉴定，确认两封匿名信均出自该机。接着，上海市公安局对匿名信原件和“1287办公室”的信笺纸进行了纸质化学物质对比鉴定，结果完全相同。

4月21日，金柏麟被捕。审讯中，金柏麟爽快地供述了他写匿名信的事实：写封匿名信，把江青当年那些艳事给抖出来，羞她一羞。军事法院以“泄密罪”，判金柏麟3年徒刑。据说，当时有军队高级将领发过话，说金柏麟是烈士子弟，可以从宽处理，才有了这么一个结果。

揭秘1968年《江青文选》

流产内幕

史爱国

原题《江青文选》的来龙去脉

【导读】尽管《江青文选》有多种版本，但它只不过是“野文选”，最终只限于在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流传而没有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首诗，深刻揭露了江青要实现个人野心的狰狞面目。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一伙的政治势力在党内一度占据上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在党中央内部处于十分重要地位，江青在党内的地位也飞跃式上升，这使江青的个人野心极度膨胀。

“中央文革”由取代中央书记处进而取代中央政治局,江青也因此而成为掌握重权的“中央首长”。

1967年初，中国大地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事是当年1月陶铸被打倒。这直接造成的结果是中央书记处陷入瘫痪状态，由“中央文革”实际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地位。

另一件事是所谓“二月逆流”受到批判。由此，中央政治局也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中央文革”继取代中央书记处的职权之后，又进一步取得了代行中央政治局权力的地位。

这两件事非同小可。它表明：第一、在中央内部，主张大搞“文化大革命”的势力占了上风；第二、“中央文革”的权力大增。中央下达文件，即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共同署名。“中央文革”实际上成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成了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第三、江青的权力大增。她虽名列“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但组长陈伯达不管事，真正掌握“中央文革”权力的，是江青，“中央文革”的成员也大都是江青的亲信。

从此，江青在中共中央的地位大不同于从前了。她也是“中央首长”了。不仅仅是“中央首长”，而且是在“中央文革”中手握重权的“首长”。

这年1月，“中央文革”首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下达文件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这是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中央文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组织大权并且能左右省一级领导班子和省级大员的进退了。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967年5月1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1967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968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1968年11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

在“忠于中央文革”的流行口号声中炮制出《江青文选》的多种版本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亦即“忠于江青”。

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也具备颇有敏锐政治头脑的人物。他们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到处发表讲话，呼风唤雨。她要打倒谁，就打倒谁。现在，以她为实际领导的“中央文革”又掌握了任免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大权，实际上就是左右了全国的政局。

那些靠造反起家、又有政治野心的造反派头目和“红卫兵”头目们见风使舵，纷纷向江青讨好。他们先是给江青戴上了“文化革命旗手”的桂冠，接着把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讲话，编印进《中央首长讲话集》中，以“学习文件”的名义，印发江青的讲话。

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刷发行。其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人民出版社的造反派们看到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已经闭幕，刘少奇被打倒似乎已成定局，“文革路线”已经确立。各地造反派组织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已经掌握了中央的权力，“文化革命旗手”江青的地位急剧上升，于是，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酝酿、编辑、印刷、发行了共《江青同志讲话选编》。《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中共收入了江青的8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这八篇讲话是：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8日）；

《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4月20日）；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9月5日）；

《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9月26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12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活》（1967年11月27日）。

八篇讲话中，除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之外，十分突出的，是把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江青接见安徽、河南、湖北来京代表和参加学习班（实际上是造反派的头目和骨干）的代表的讲话，加以正式出版。

《江青文选》就是以《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为基础而炮制出来的。

《江青同志讲话选编》的出版，给全国各地造反派一个信号。之后，各地的造反派紧锣密鼓，开始着手准备出版《江青文选》，并且在造反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内部掀起了一个学习江青讲话的“高潮”。在此“高潮”中，有些大的造反派组织在翻印《江青同志讲话选编》时，加进了他们尽其所能地收集到的不少江青的讲话，然后冠以《江青文选》的书名，在全国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发行。

当时，全国几个大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印发的《江青文选》中，收入的江青讲话，种类不同、排列次序不同，而且各类讲话中，有些话语，在文字上互有出入，但整篇讲话的基本内容则大体相同。

几个大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率先印发《江青文选》，出于一个基本的政治目的，就是为自己的造反行动甚至打、砸、抢的行动找到理论根据和权威支持。他们极力要出版《江青文选》，拉这张大旗，包住自己的行为。同时，也以下促上，用各地造反派组织印发《江青文选》的行动，压中央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只要江青在党内的地位更稳固、更高，他们的靠山也就更硬。江青也想利用各地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的这一心态和行动，尽快出版《江青文选》，打牢自己的政治基础，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

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正如《江青文选》一样，在“文革”高潮期间的1967年至1969年间，即已有红卫兵及造反组织，还编印发行过《陈伯达讲话集》和《伯达文选》之类。如，由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工组于1969年7月编印的一册《伯达文选》，大16开本，篇幅颇巨，达48基本原8页，约有3斤重量，估计有100万字以上。共收录陈伯达从1933年秋至1969年4月，三十多年间的著述、文章、讲话共100余篇。

其中已出单行本的诸如《中国的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窃国大盗袁世凯》等名篇，部分编目仅有篇名而无正文。这大概是收辑陈伯达著述最完整的一个《文选》版本。也许正因为编者系四川大学这样有学术文化含量的单位，又是以“革委会政工组”这种官方正式机构出头，不比“文革”普通的只知冲冲杀杀以批判揪斗为能事的群众造反组织，这册《伯达文选》不仅内容较厚实，选编态度上也比较严谨慎重，而且印刷也很美观，封面设计及扉页印刷均不错，另有三幅大照片，在当时“文革”的印刷出版物中，恐怕算是佼佼者了。为显示这种审慎严谨，编者煞费苦心地在正文前，专门附有一页《说明》。

《江青文选》只不过是“野文选” 最终没能登上国家出版社的大雅之堂

尽管《江青文选》有多种版本，但它只不过是“野文选”，最终只限于在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流传而没有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如下：

第一、1969年4月，中共中央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之后，“中央文革”不再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下达文件，中央的实际工作由中央政治局负责，江青本人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层，并且名列第六。尽管“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当中，但毛泽东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初期混乱政治局面的意图，也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除了出版过《毛泽东选集》之外，其他任何领导人的选集或者文集，都没有出版过。江青如若抢在其他领导人之先出版《江青文选》，无论怎么说，也是太扎眼了。江青也颇有政治头脑，她也要自敛一下，不过早地暴露自己的政治野心。

第三、中共“九大”之前，各地的造反派头目在权力分配中矛盾激化，武斗事件不断，每个造反派组织在攻击对方当中，除了用毛主席语录、林彪指示作武器外，还以江青讲话作武器。江青的话，实际上成了引发造反派组织冲突的导火线。而毛泽东则认为，在无产阶级组织内部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他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九大”之前，大联合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九大”以后，毛泽东更加坚持这一方针。在此情况下，出版《江青文选》，是不合时宜的，对江青本人也不利。

中共“九大”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这些特定因素，使《江青文选》终于没有正式出版。但是，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此前印发全国的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仍在全国各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中流传，流毒蔓延全国。其收入的江青文章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关于“革命样板戏”的多次讲话；二是在“文革”中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综合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共计67篇。其中，有讲话、谈话、指示、意见等各种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