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配资 1978年，邱清泉之子邱国渭，以蚂蚁搬家方式将全家送往美国

1978年，上海图书馆的同事们送走邱国渭的时候深圳配资，没有人觉得这是最后一次。他走得很平静，收拾好桌上的编目卡片，微笑道别，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每一次都带走一个女儿，每一次都说还会回来。

直到上海图书馆彻底等不到他了，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人，是用四年时间，把一家人悄悄搬到了大洋彼岸。

父亲倒下的那一天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最后一枪响完，陈官庄的硝烟刚散，邱清泉的尸体从乱坟岗里被扒了出来。

邱清泉是谁？黄埔二期，留学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昆仑关战役打出威名，人送外号“邱疯子”。抗战年代，他打日本人；内战年代，他打解放军。最后死在战场，时年47岁。国民党政府追赠他上将，台湾为他立像，大陆定他为“战犯”。同一个人，两种盖棺定论，这本身就是那个年代最荒诞的注脚。

这种荒诞，不只落在邱清泉身上，也落在了他儿子身上。父亲打仗，儿子念书，一个死在战场，一个活在夹缝里。邱国渭这辈子最沉的那副担子，不是他自己挑上去的，是被人硬压上去的——从他父亲咽气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卸下来过。

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里有个年轻人正在备考。他叫邱国渭，邱清泉的儿子，那年19岁。史料没有写他当时什么反应，但你想想——亲爹刚战死，自己还在共产党的地盘上念书，这个处境，换谁都得乱了方寸。

偏偏命运这东西，专爱跟人开玩笑。几个月后，邱国渭跟着母亲叶蕤君往南跑，跑到福建，被解放军拦住了。对方一问，这是邱清泉的家属——没为难，反而发了路费和通行证，让她们自行离去。船停在码头，台湾方向。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邱国渭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他不走了。

关于这个决定，后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船开走时他没赶上，从学校到码头路太远，军舰已驶入江心；另一种是他主动留下，要把圣约翰的书念完。两种说法，史料都没有定论。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母亲和弟妹上了船，邱国渭站在岸边，看着船越开越远。这一站，就是将近三十年。

书架后面的人

1952年，邱国渭从圣约翰大学外语系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图书馆，做外文采编。

这份差事，对他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安排。外语好，坐得住，最重要的是——图书馆那地方，书架一挡，外头的世界能少看就少看。

他给自己定了条不成文的规矩：不结交朋友，不议论时事，埋头干活。编目卡片一张一张地写，一写就是好几年。同事武重年后来回忆，说邱国渭这个人，“见了人总是点点头，该上班上班，该干活干活”，话少得出奇。

这种沉默，不是天性，是练出来的。一个顶着“战犯之子”帽子的人，在五十年代的上海，多说一句话都可能变成把柄。他比谁都清楚这个道理。所以他把自己缩得很小，小到让人忘了他姓什么，忘了他父亲是谁。这不是软弱，这是一种在刀尖上活下去的本事。

后来他遇见了袁玉珍。袁玉珍据说是袁世凯的晚辈，容貌出众，馆里追她的人不少。可她偏偏看上了不爱说话的邱国渭，理由只有一句：“这人老实。”两人结婚，生了三个女儿，日子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但那潭水，没安静几年。

六十年代，风暴来了。邱国渭的身份成了原罪——战犯之子，圣约翰毕业，连老婆家里都沾着前朝的关系。批斗会上，有人命令他跪下，伸长脖子，抬起手掌，照着他后颈猛拍，连续两三次。动手的几个人，据知情者说，都是当年追过袁玉珍没追上的。借着这场风，把私怨一起算了。

邱国渭一声没吭，硬扛下来。

更惨的事还在后头。袁玉珍带学生下乡，患了感冒，赤脚医生要给她打针。她说自己对针剂过敏，医生不听，一针下去，人没了。

那一年邱国渭多大？刚过三十岁出头。老婆死在乡下，自己被当靶子批斗，三个女儿还小。武重年在回忆录里写，那几年邱国渭“瘦得脱了相”，可见了人，还是照样点头，照样上班，照样干活。

你说这是麻木？还是狠？我倒觉得两样都不是。

这是一个人憋着一口气：我得把三个闺女拉扯大，天塌下来也得撑着。

一封从联合国寄来的信

转机来得突然。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原台方雇员全部留用，待遇照旧。

邱国渭的两个妹妹邱莉娜、邱莉娃，正是当时联合国秘书处的雇员。这条线一通，她们打听到哥哥还在上海，还活着，一封家书从纽约辗转寄到上海图书馆。

组织上看到了这封信，反应很快。统战工作，需要。政策落实，安排上。邱国渭很快被任命为市政协委员，图书馆这边也给了他一个外文采编部副科级主任的职务。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图书馆，干部队伍清一色党员，给一个“战犯之子”提干，这个安排本身就是个信号。

可邱国渭对这些，一点都不热乎。

政协开会，他坐角落里，不发言。提干的时候，他没什么表情。同事说他客气，懂得感谢，但就是不往前凑。他心里装的，是另一件事。

1949年码头上，母亲隔着黄浦江喊的那句话，“妈想办法接你过去”，已经等了二十多年。现在，那个“办法”，终于有了一点轮廓。

值得注意的是，邱国渭对这批好处的冷淡，并不是忘恩负义，而更像是一种清醒。他知道这些委员头衔和职务是怎么来的——不是因为他贡献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妹妹在联合国上班，他有“统战价值”。这种好处，接了，点头谢过，但心里那杆秤，他自己心里清楚。

蚂蚁搬家的四年

1978年，邱国渭申请赴美探亲，批了。

第一次，他一个人去。回来之后跟同事讲美国图书馆的情形，说那边馆藏规模大，管理方式先进，顺带说了些祖国建设如何如何。大家听了，没多想。出去看看，回来了，正常。

第二次，他带走了大女儿。说是让孩子去探望外婆，本人照常回来。同事点点头，觉得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次，二女儿。

第四次，小女儿。

这四次出行之间，隔了几年时间。每一次他都安安稳稳地回来，照常上班，照常打卡，照常跟同事说早。没有人察觉到什么。或者说，即便有人隐约觉得哪里不对，也没有人真的开口问过他。那个年代，很多事，大家都选择不问。

每一次走之前，邱国渭都把办公桌收拾得干干净净，跟同事微笑着说：我走了。每一次，大家都以为他还会回来。

但第四次走完，上海图书馆再也没有等到他回来。

这件事后来被人说成“蚂蚁搬家”——一次带一个，分批转移，神不知鬼不觉。但你细想想，他哪是在搬人，他是在搬三十年积下来的那点念想。

老婆死在乡下那一刻，他也许就想好了：有一天，我得让这几个孩子离开这块地方。被批斗、被打、被人指着鼻子骂的那些年，他也许一直在等：再忍忍，机会会来的。1971年那封家书是一个信号。1978年的批文是一把钥匙。他用四年时间，把门一点一点推开，把三个女儿一个一个推了出去，最后自己也走了。

后来有人说他忘恩负义——政协委员当了，职务提了，还一走了之？这话听着有道理，但有个问题没法回答：那些批斗、那根刺进皮肉的针、那三个没娘的孩子，用什么来抵？

更何况，他娘在美国等了他将近三十年。“妈想办法接你过去”——这句话，从1949年说到1978年，终于兑现了。换你，你走不走？

消失的人

邱国渭到了美国之后，彻底消失了。图书馆的人再没收到过他的消息。有人说他在加州，跟家人一起住，平平淡淡过日子。这一辈子，前半段被父亲的身份压着，后半段被自己的选择推着，最后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把这些年的重量一并放下。

2018年，他弟弟邱国鼎回安徽萧县，给父亲邱清泉扫墓，跪在麦田边磕了几个头，据说全程没让媒体知道。邱国渭回没回来，没人提。

也许他还在，也许已经不在了。

有一个细节，始终让人想不透。邱国渭离开之前，每一次都把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卡片归位，文件码齐，不留任何零乱。这个习惯，说起来小，但你细想——一个打算悄悄消失的人，为什么还要把桌子收拾干净？也许是职业习惯，也许是某种无声的交代。他不声不响地来，不声不响地走，但桌上那份整洁，是他留给这个地方最后的体面。

回头看邱国渭这一辈子，你很难给他贴一个标签。爱国？不爱国？感恩？不感恩？这些词，放在他身上，全都窄了。